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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王阁主高野侯

http://www.huajia.cc  2016.11.27 14:35  来源:美术报 发表评论()

西泠印社创始人丁仁(左三)、王禔(右三)与印社早期社员高络园(右一)、
高野侯(右二)、葛昌楹(左二)、俞人萃(左一)在一起研讨印学

  高野侯有个习惯,那就是喜欢坐办公室上班。喜欢坐班制没什么不好,只是在自由散漫惯了的文化人中比较少见。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高野侯已46岁。人到中年睡眠不好,早晨起得早,到了午后不免要打个盹。那日他正在中华书局的办公室内打瞌睡,忽有一男子挟着一卷画稿前来。高野侯说了坐坐,自己却站了起来。那男子自我介绍叫黄泽,四川人氏,说着就打开了带来的画稿。画稿打开一半,高野侯即知这些画作非常了得。黄泽说他初不习此,曾弱冠从戎,后游宦各地,唯独绘事未尝离弃。后厌倦官场,遁入蜀地东南,悉心研习禅理。一夜梦寐,见无数妙相庄严,若有深悟。后来他专事摹写佛像,久而积成巨帙。高野侯问黄先生携画至此意欲卖画耶抑或办展览耶?黄泽说但求出版,以广播福音。高野侯沉吟道出版所费甚巨,他还得与书局同人商议。黄泽说恳请先生成全此事。高野侯于是请黄泽次天下午再来。

  次日下午,黄泽如约而至。高野侯告知由中华书局出资印行这套画册后,黄泽那清癯的脸庞上终于显露出一丝浅浅的笑意。后来这套画册如期出版,分12开上下两册,收入佛像161幅。每幅作品下附详细注文,讲述佛像名称及各种描绘特点。封面由高野侯题署,目录前刊有黄泽的自序。后来,中华书局再版时将上下两册合并,发行量颇大。

  高野侯(公元1878—1952年)名时显,字欣木,号野侯,浙江杭县(今杭州余杭区)人。高野侯出身于杭州望族,知名度颇高的义泰布庄即高家产业。高家经营绸缎茶叶等,民国初年因经营得法,在杭州一度有“高半城”之谓。高野侯出身于富商家庭,他并没有从小因享受锦衣玉食而染上纨绔子弟的不良习气。据友人的回忆和史志记载,高野侯自幼就耐得寂寞。还在私塾读书时,别的孩子乘先生不在都出去玩耍,而他却仍端端正正地坐着读书。先生安排临写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别的孩子为能少临几张想了许多花招说了许多托辞,而高野侯则一笔不苟地临写完先生吩咐的,有时还要多临几张,直至自己满意。岁月在朗朗读书声中流逝,高野侯也长大成人。他先在县试中考取秀才,后于光绪癸卯年(公元1903年)于府试中考取举人。正当他信心满满地欲在下一届会试中考进士时,京城传来取消科举考试制度。在经历了好一阵的痛苦徬徨后,高野侯只得以举人的身份去北京当差。

  由于他面试成绩优秀,到国子监进习了一段时间后即被授以内阁中书。清代在内阁中设中书职,定额为满洲中书70人,蒙古中书16人,汉人中书30人,官阶为从七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事。清代在进士参加朝考以后,除择优者任翰林院庶吉士外,其次可任内阁中书。经过一定的年限,考绩优秀者可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或保送至军机处充任章京,一般很受重视。可见,高野侯所处的时代尽管废除了科考,但他还是享受到了考中进士后的待遇。高野侯在紫金城东华门边的一处内阁职事所勤勤恳恳地料理文案,也养成了坐班办公的习惯。高野侯除了努力学习清政府的典章制度和满汉文化的异同外,得空就去琉璃厂逛古玩店。他喜欢画梅花也喜欢收藏前朝名家所画的梅花图,几年里收藏到近百幅。

  高野侯自视为前清遗老,从明代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中摘录两句,写了副对联“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为深山”自况,在杭州过起了隐逸生活。杭州永丰巷为高家旧居,高野侯将自己的宅院整修了一番,扩地至两亩有余,筑粉墙黛瓦的中式别墅一座,庭前设假山植古木,以营造曲径通幽的意境。又在僻静处砌青石高台一座,造读书楼,拾级而上可观览雷峰塔和保俶塔映衬下的西湖一带的湖光山色。高野侯继续画梅花也继续收藏历代名家梅花图,曾称其寓所为“五百本画梅精舍”,而其藏品中最为珍贵者为元代王冕的《墨梅图》长卷。

  高野侯自得到《墨梅图》后开始了对王冕的研究。王冕(公元1287—1359年)字元章,号煮石山农,亦号食中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浙江诸暨人,元朝著名画家和诗人。王冕以画梅花著称,尤工墨梅。王冕的诗多描写田园隐逸生活,同情底层百姓的苦难,有《竹斋诗集》3卷,续集2卷。存世画迹有《三君子图》、《墨梅图》等。王冕亦能治印,自创花乳石刻印章,篆法绝妙。受王冕影响,高野侯爱屋及乌,将《墨梅图》视为镇宅之宝,名其画室为“梅王阁”。

  在历史上,言行不一的人比比皆是,成语“叶公好龙”记载的寓言并不是极个别的特例。高野侯爱王冕的梅花,得《墨梅图》后命名自己的画室为“梅王阁”,然而他画梅则取法于另一位浙江诸暨人陈洪绶。陈洪绶(公元1599—1652年)字章侯,号老莲,因屡试不中又怀有绘画绝技,崇祯年间曾召为内廷供奉。陈洪绶于明亡之际入云门寺为僧,后还俗,以卖画为生,世人评其为“明三百年无此笔墨”。陈洪绶以画人物著称,偶尔画些花鸟画。高野侯既从陈洪绶偶尔所画的花鸟画中汲取其气息高古的画梅技法,所画红梅或双色梅笔墨娴雅设色清丽,颇得陈洪绶写真妙趣。

  出身于富商之家的高野侯可以花大把的银子用于收藏古画。同理,当过内阁中书的他以前清遗老自况,有的是时间从事艺术创作。而居住于篆刻氛围浓厚的杭州,高野侯又喜欢篆刻,他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泠印风的濡染。高野侯的篆刻上追秦汉,下逮宋元,于西泠印派致力较多,尤服膺陈豫钟的印艺。

  就在高野侯认为自己会在这种状态中了却余生时,老朋友陆费逵和丁辅之专程来杭州拜访,请高野侯出去为社会做事。面对高野侯的矜持,沉默寡言惯了的丁辅之只得无奈地搓着双手,而见多识广的陆费逵则调用三寸不烂之舌,竭力鼓动高野侯出山。这陆费逵虽然出身于官宦世家,却从小受新思想影响而倾向革命。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春,陆费逵到武昌,次年即与友人合股在武昌横街开办了新学界书店,出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陆费逵于1905年春参加革命党人的日知会,任评议员,后来又加入同盟会。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秋,陆费逵转任汉口《楚报》主笔。同年底,因抨击时政,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他被官方通缉。《楚报》遭湖广总督衙门查封,陆费逵逃至上海,开始在出版界和教育界崭露才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8年)秋,陆费逵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次年春升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他在《教育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重。1912年元旦伊始,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陆费逵起草发表《中华书局宣言书》刊于《申报》,阐明书局宗旨为“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不久,陆费逵出版《新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书打着“教科书革命”旗号,鲜明地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第一伟人”。自恃清高的高野侯如何抵挡得了陆费逵的攻势,仅花了喝一杯茶的工夫,他即同意出山共襄盛举。

  高野侯随即迁居上海,参与中华书局筹创工作,并任常务董事兼美术部主任。高野侯全力从事美术出版,陆续出版名人书画影印本多达百数十种,主编出版西泠印社《金石家书画集》十八册。他又负责辑校《四部备要》,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典籍。

  高野侯在中华书局期间为王国维印书事值得一提。

  王国维字静安,于1916年自日本归国,入犹太富商哈同开设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与高野侯有过业务上的交往。民国己未(公元1919年)七月,静安先生以敦煌曲子词《凤归云》、《天仙子》题高野侯所画扇面。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最著名的是其《人间词》与《人间词话》,这两者又构成互相印证的关系。

  高野侯并非学者,他与王国维的交往似乎停留于书画唱和,然而蒋汝藻的出现将他们交往的境界推向“精神和哲学”的层面。

  蒋汝藻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与高野侯同为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的举人,曾任学部总务司郎中。与高野侯不同的是,他参加了辛亥革命,担任过浙江军政府首任盐政局长及浙江省铁路公司董事长等职。蒋家是吴兴的藏书世家,其密韵楼与陆心源皕宋楼、刘承干嘉业堂、张钧衡适园,被称为吴兴四大藏书楼。祖父蒋维培、叔公蒋季卿、父亲蒋书箴在藏书方面均有名声。蒋汝藻幼承家学,能鉴别古书真伪。为官北京久客上海且足迹遍及南北各大城市,和曹元忠、沈曾植、王国维、张元济、傅增湘、罗振玉等名家相往来。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宁波范氏、杭州汪氏、泰州刘氏、泾县洪氏、贵阳陈氏等遗藏散出,多为蒋汝藻所购藏。他对祖辈家藏散出之遗书搜购更力,凡有茹古精舍、求是斋印章者都以高价收购。因得到宋椠本《草窗韵语》,而将其藏书楼命名为密韵楼。密韵楼所藏书有5000余部,善本2667种,其中宋版书563册,元版2097册,明刻6753册,抄本3808册,另有《永乐大典》20册残本。蒋汝藻请王国维为其编辑《密韵楼藏书志》,后者以学问家的缜密辑录成藏书志20卷。为感谢王国维,蒋汝藻决定为其刊刻《观堂集林》。

  蒋汝藻持书稿至中华书局找到高野侯。此时适逢丁辅之试制成功铅字聚珍版仿宋体,高野侯竭力向蒋汝藻推荐这套字体。得到蒋汝藻首肯后,高野侯亲与其役,估计成本,选用活字,设计版式装帧等。蒋汝藻在致静安先生信札中屡屡述及其事,称高野侯为敬业乐群之谦谦君子。历时两年,20卷本的《观堂集林》样本初成。结账时蒋汝藻有些后悔,在日记中写道:“前函所云成本之金,凭欣木(高野侯)约计之说而言。”

  有了如丁辅之在技术上的创新,有了如高野侯的敬业乐群,中华书局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改制为股份公司,增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后又盘入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等,迅速发展成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

  高野侯在中华书局勤劳半生,那似乎是段插曲,他留予后世的还是书画篆刻家之名。由于禀赋极高,加之见多识广,高野侯作画笔法精纯设色古朴。文人画审美所重之简雅、古拙、含蓄等等,在高野侯的笔下皆得以充分体现。后人评其画气韵超逸,真一代风流也。高野侯于明清印派流变特点深具卓见,在为张鲁庵所藏《吴让之印存》跋尾中对丁敬、邓石如、吴熙载和赵之谦四家的印艺特色作了洞察精窍的评介,颇见其印学造诣的精深。

  高野侯有兄弟五人。老大高存道有儒者风,书法绘画笔墨朴茂,格调醇古,其章草及铁线尤为圈中人称道。老三高时敬,书宗颜真卿,画擅写兰,惜早世。老四高时衮,书宗柳公权,画善翎毛,尤工芦雁。惜早世。老五高时敷,号络园。工花卉人物而外,尤工画竹,画竹得清秀之致。精治印,亦雅逸醇厚。兄弟数人同为西泠印社社员,并以书画印名重一时,可谓一门风雅。

  高野侯逝世后,其弟高络园辑其遗刻为《方寸铁斋印存》,从弟高仁偶撰序,由韩登安书石。正着手钤拓,十年动乱忽至,事遂中辍,印石随即星散。随同印章散失的,还有梅花阁主所收藏的500件历代名家画梅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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