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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尊碑的旗手

http://www.huajia.cc  2016.12.05 18:47  来源:美术报 发表评论(0)

  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佛山南海(今广东佛山)人,人称康南海或南海先生。康有为出生于一个封建小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候补知县。康有为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19岁时拜广州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两位前辈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同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22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闭关读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历了一次香港,遂眼界大开。此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取道上海。他进一步接触到了西学东渐的各种具体事物,并尽可能多地收集了介绍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比较,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参加会试,他仍然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国家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由于人微言轻,奏章上交后毫无反映。

  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制造舆论。他在尊孔名义下先后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前一部书把儒家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则把原本偏于保守的孔子描绘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进步思想和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提法虽然争议很大,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这对封建卫道士们构成了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而后经多次补订,最终以《大同书》为名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

  从历史角度考察,康有为是近代在中国较早提出新思想的人物。

  康有为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层含义。在为社会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他激昂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公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上今皇帝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今皇帝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终于金榜题名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此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书阐述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为了壮大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因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康有为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查封。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日,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顽固派上书诽谤“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还有人上书弹劾,准备对康有为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接着,康有为又组织力量创办了《中外纪闻》和《强学报》。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越来越大。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以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授以总理衙门章京行走职,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康有为之弟)等相继也在政府中任了职。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岛,谭嗣同、康广仁等人被杀,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国外。

  这场变法很快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所破坏而告失败。但改革的大部分内容,如废除科举制度和引进新式教育等仍被保留下来。中国开始有了教授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等课程的中小学和大学。学生们不再需要用统一标准的馆阁体来参加考试。

  戊戌变法运动,前后历时三个月,故史称“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遭受挫折,希望破灭后的康有为将精力和兴趣转向了经学和金石学的研究。艺术是人生的镇痛剂,政治上的失意要通过艺术来弥补。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在广州刻印他的《广艺舟双楫》,全面阐述了他的书学思想。他依据大量的碑版刻石资料,对汉魏唐碑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确立了其完整的碑学体系,提出了书法审美的全新理念。一如康有为张扬的个性,其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展现的偏颇的立论和惊世骇俗的评骘让整个文化界大为震动。如他的其他著作一般,《广艺舟双楫》被不停地印刷发行又数次遭到查禁。很难想象,晚清时期如果没有康有为的介入,处于时代转折和世纪更替的书法会走上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

  有如康有为提出的对社会的改革主张,那是他生活的世界,他有着太多的感同身受。那是他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后才得出的精神的“舍利子”。于书法亦同理。康有为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自会拿笔,他就每天要临习欧阳询的楷书,不完成日课是不能休息的。康有为曾参加过四次会考,加上之前的院试、乡试,他能写得一手端凝的恭楷,即所谓的馆阁体。正因为他深知一味临帖的弊病所在,下药难免威猛生狠了。

  康有为以晚清著名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对帖学一脉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识,造就一代新风,提出“卑唐”,将有唐以来书法家的创作一笔抹杀。因为对北碑一面倒的偏爱正是康有为书风的一大特征——当然他不取方笔杀伐之态,而是在遒劲舒展、外松内紧的摩崖书风方面浸淫良深。以如此的特殊立场视唐碑,在审美趣味上的格格不入是理所当然的。康有为振聋发聩的理论是为自身创作立言的。以他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流亡的情况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不会倾心于柔媚的赵、董一路,也是情理中的事。就康有为的书法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碑》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就创作形式上来说,康有为的书法以对联最为精彩,充满了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

  综合看来,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在近代书法领域内发动了一场深刻的“变法”运动。相比较而言,他的书法创作胜过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创作和理论成就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他并不是最杰出的碑学实践者。

  然而,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民国时期的书法界深受康有为理论的影响。许多人追随康有为,从碑版中寻找新的艺术灵感,并通过各种大胆尝试释放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在康有为之前,大多数书法家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创造艺术作品。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在写一篇朋友雅集唱和的诗歌集的序言。书法史上很多有名的作品大多是纪念死者的碑文或者祭文。但是,自康有为之后,书法家们大多数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艺术创作。书法也正式成为与中国画并列的独立的艺术形式,而不仅仅是作为绘画题款的附属物。

  进入晚清,碑学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王朝的推广普及和完善发展,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面世为标志,已高占书法艺术的主流地位。同时也因此间金石考据的倡兴,以及众多甲骨、简牍、残纸等书迹的出土,碑学的发展达到了巅峰状态。正如康南海所说的,当时“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读《广艺舟双楫》,从全书27篇的分章列节和对书法艺术的认识理解的阐发上看,康有为无疑是一位极具才华和异禀之人。如果他没有丰富知识的积累,是不可能将中国书法这一具有数干年悠久历史的国粹解读清楚的。或者正因了他对书法艺术发展源流的理解至深,以及主观上对书法艺术审美偏执于近乎极端的阳刚大气的推崇,使得他始终将个人的喜怒哀乐形诸笔端,因“一己之私”而持见专断,乃至“偏激”有加。必须指出的是,康有为在对崇碑的书学主张进行论述时,较阮元、包世臣的理论有了更为全面而系统的升华。康有为认为:书可分派,但无北碑、南帖之别,并认定就碑刻而言,南、北并无二致等等,从而使得他的《广艺舟双楫》在清代众多“崇碑”书论著作中占据了盟主地位,使之赢得了“集碑学之大成者”的美誉。

  康有为结束了漫长的14年海外流亡生涯回国,到上海做了寓公。交友、旅游、著述和挥毫泼墨成为康有为晚年的主要生活内容。他原本在上海过得好好的,当他的座师吴郁生发出邀请,康有为就毫不迟疑来到青岛,目睹“青山绿树、碧海蓝天,中国第一”的绝妙景致,买下了位于汇泉湾畔、小鱼山麓的“天游园”寓所。吴郁生字蔚若,晚号钝叟,清光绪三年进士,历任编修、侍讲、学士、礼部侍郎,曾为广东、浙江副考官。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出逃,慈禧太后因康有为出其门下,斥其不能委以重任。慈禧死后,他才于次年被起用为邮传部左侍郎,宣统二年被委以尚书、军机大臣。康有为是抱着弥补感情的目的迁居青岛的,他想陪伴座师度过最后的风烛残年。

  可真实情况恰恰是,在寓居青岛的前清遗老中,吴郁生独抱一份清醒与超然,作繁华都市里的隐者。他把康有为召至膝下,也有约束他的意思,让他不要成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此后的日子,康有为与吴郁生互相唱和,一起挥毫泼墨,倒也其乐融融。

  高度决定视野,这话一点不假。康有为站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高度,他所做的事情全是第一流的,中庸也罢偏激也罢,一切留与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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